“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1927年9月，蒋介石发出通告：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名义公开办公。同时，蒋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并屠杀共产党员，武力镇压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由于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

　　“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竟如此荒谬、如此愚蠢地同意发表这样的宣言，无异于为虎作伥。不仅完全掩盖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阴谋，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束手待缚、延颈待砍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