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逼蒋抗日”策略的确定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09 浏览次数:242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
1936年春，为了加强党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二）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不仅会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促进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在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1.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后来由于陈济棠部的李汉魂、余汉谋叛变投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广东，并对广西形成重兵包围、讨伐之势，李、白也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中共从有利于抗战出发，派云广英同志前往广西，建议李、白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李宗仁、自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诚意，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派代表到陕北与我党共同订立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2.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我党分析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一个突破口，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亦称“抗日敢死队”)。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3.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抗日的非嫡系的东北军的阴谋，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与红军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谈。之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我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6月2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党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
我党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我党合作，他长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职。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我党《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当前抗日的形势，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与我党初步协商，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设立秘密交通站、运输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王炳南到杨部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党同杨虎城的合作。
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
1936年春，为了加强党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二）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不仅会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促进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在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1.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后来由于陈济棠部的李汉魂、余汉谋叛变投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广东，并对广西形成重兵包围、讨伐之势，李、白也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中共从有利于抗战出发，派云广英同志前往广西，建议李、白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李宗仁、自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诚意，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派代表到陕北与我党共同订立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2.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我党分析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一个突破口，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亦称“抗日敢死队”)。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3.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抗日的非嫡系的东北军的阴谋，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与红军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谈。之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我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6月2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党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
我党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我党合作，他长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职。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我党《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当前抗日的形势，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与我党初步协商，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设立秘密交通站、运输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王炳南到杨部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党同杨虎城的合作。
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