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09 浏览次数:73
（一）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稻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二）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稻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二）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