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工作的胜利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09 浏览次数:148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中共的政治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矛盾，积极争取、策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起义投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上至“剿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局长、师旅长等，纷纷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的四年中，共争取敌军以84万人起义，29万余人接受我军改编，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吴化文起义
1948年9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考虑到，如能争取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全局至关重要。同时，也分析了吴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因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歧视、排挤，而对蒋不满的一面，有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开展对吴的争取工作。农工民主党、民革也积极予以配合。9月16日，在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敞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攻进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25日，吴化文等人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二）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
1948年10月17日，担任长春东半部驻守任务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10万兵力的长围久困下，经过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工作，率所部四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曾泽生的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严重动摇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心。中共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周恩来亲自致书郑洞国，规劝他“时机急迫”，“速下决心”。郑接到信后，终于下决心，于10月19日率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部官兵投诚，使长春和平解放，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曾泽生所率部队完整地纳入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
（三）傅作义起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爱国将领，一是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33年到1945年；他满怀爱国热情，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功卓著。由于他能较好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与共产党的干部交往较多，引起了阎锡山、蒋介石的猜忌与不满，说他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即与“八路军”相差不远了)。虽然如此，且又非蒋的嫡系，但因为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声誉颇佳，蒋还是委任他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蒋给予的加官晋爵，也心知肚明是蒋想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来为蒋火中取栗。因此，他处处提防不被蒋吃掉，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势力，采取以走的姿态对付国民党，以联合的要求寄希望于共产党。到1948年11月，随着东北解放军的秘密进关和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特别是作为傅作义命根子的三十五军的被歼及随后天津的解放，使他欲走无路，欲战不能。在我军对北京的军事逼迫的同时，华北城工部正确贯彻运用中共中央的方针，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傅作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在与傅的代表进行的多次和平谈判中，我们充分考虑傅作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傅的利益。傅作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1日向下属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毅然率领所属的50万官兵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和大批珍贵文物完好地得到保存，使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灾，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对他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四）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等人的起义和他们的起义电文，不但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而且不能不在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引起重大的反响。
（五）董其武、陶峙岳、刘文辉、卢汉起义
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官孙兰锋通电起义，宣告绥远和平解放。稍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近十万人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2月9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联名宣布起义。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除上述重大起义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团结教育工作，国民党军官起义频频发生，仅1949年就有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官兵570多人于吴淞口外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之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人员驾驶20多架飞机举行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由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率领在战场上起义，使江阴要塞当即解放。在上海战役中，上海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3万多人起义。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率部分官兵起义。
所有上述国民党军政要人、爱国将领的起义，对于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一）吴化文起义
1948年9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考虑到，如能争取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全局至关重要。同时，也分析了吴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因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歧视、排挤，而对蒋不满的一面，有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开展对吴的争取工作。农工民主党、民革也积极予以配合。9月16日，在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敞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攻进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25日，吴化文等人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二）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
1948年10月17日，担任长春东半部驻守任务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10万兵力的长围久困下，经过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工作，率所部四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曾泽生的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严重动摇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心。中共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周恩来亲自致书郑洞国，规劝他“时机急迫”，“速下决心”。郑接到信后，终于下决心，于10月19日率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部官兵投诚，使长春和平解放，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曾泽生所率部队完整地纳入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
（三）傅作义起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爱国将领，一是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33年到1945年；他满怀爱国热情，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功卓著。由于他能较好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与共产党的干部交往较多，引起了阎锡山、蒋介石的猜忌与不满，说他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即与“八路军”相差不远了)。虽然如此，且又非蒋的嫡系，但因为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声誉颇佳，蒋还是委任他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蒋给予的加官晋爵，也心知肚明是蒋想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来为蒋火中取栗。因此，他处处提防不被蒋吃掉，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势力，采取以走的姿态对付国民党，以联合的要求寄希望于共产党。到1948年11月，随着东北解放军的秘密进关和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特别是作为傅作义命根子的三十五军的被歼及随后天津的解放，使他欲走无路，欲战不能。在我军对北京的军事逼迫的同时，华北城工部正确贯彻运用中共中央的方针，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傅作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在与傅的代表进行的多次和平谈判中，我们充分考虑傅作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傅的利益。傅作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1日向下属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毅然率领所属的50万官兵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和大批珍贵文物完好地得到保存，使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灾，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对他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四）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等人的起义和他们的起义电文，不但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而且不能不在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引起重大的反响。
（五）董其武、陶峙岳、刘文辉、卢汉起义
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官孙兰锋通电起义，宣告绥远和平解放。稍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近十万人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2月9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联名宣布起义。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除上述重大起义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团结教育工作，国民党军官起义频频发生，仅1949年就有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官兵570多人于吴淞口外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之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人员驾驶20多架飞机举行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由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率领在战场上起义，使江阴要塞当即解放。在上海战役中，上海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3万多人起义。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率部分官兵起义。
所有上述国民党军政要人、爱国将领的起义，对于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