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09 浏览次数:530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随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行，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从前者转入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过渡时期，要使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建立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具体过程。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据中共的政治主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不明确的。
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历史的发展也把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到了我党面前。这就是：第一，从生产力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比当时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而且许多重工业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在斗争中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的一面。这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历史地提到着手解决的日程上来了。
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条总路线。后经财经工作会议和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12月，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由党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剥夺的办法把它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剥夺的方法又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没收，像原苏联那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偿地没收；另一种是赎买，采取有偿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表示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负责人，还有十个大城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会上，毛泽东指定李维汉为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李维汉的报告起草出来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这样，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起来了。
随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行，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从前者转入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过渡时期，要使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建立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具体过程。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据中共的政治主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不明确的。
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历史的发展也把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到了我党面前。这就是：第一，从生产力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比当时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而且许多重工业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在斗争中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的一面。这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历史地提到着手解决的日程上来了。
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条总路线。后经财经工作会议和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12月，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由党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剥夺的办法把它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剥夺的方法又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没收，像原苏联那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偿地没收；另一种是赎买，采取有偿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表示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负责人，还有十个大城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会上，毛泽东指定李维汉为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李维汉的报告起草出来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这样，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