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统战部、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首先向中央统战部发难，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并将统战部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为他们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摧残统战部门制造借口。随后，广大统战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被揪斗，后被关押，1972年在狱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统战干部有的被关押、劳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机构也被戴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被诬蔑为“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在“人大、政协不要了”、“政治岂能协商”的压力下，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从1966年8月起被迫暂停办公。各地政协组织也普遍受到冲击，事实上也停止了活动。1968年8月，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政治情况的报告》，把159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2、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72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25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分别贴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民主党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多数都遭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揪斗和查抄的占36．5％。

　　3、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样予以打倒，许多人的存款被没收，高薪被扣减，私人房屋被占用。一些在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被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受到歧视。据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员中，被查抄的有236人，占95％。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这种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知识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教科文卫界大量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文艺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不但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也打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置于受歧视、受压制、被改造的地位。

　　4、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践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残酷打击和迫害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的“"新内人党”一案，就使30万名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他们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论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五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全国仅有的十所宗教学院被关闭。

　　此外，党的侨务政策、起义投诚等政策也遭到破坏，许多海外华侨和起义投诚人员，被强加“里通外国”、“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