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尽心竭力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统战工作步履维艰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0-09 浏览次数:78
“文化大革命”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他还是多次讲到“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也保护过一些党外著名人士。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把统一战线领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请求保护的信。第二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章士钊的信后，当即部署了保护措施：(1)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2)派警卫部队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O一医院，以保护人身安全。周恩来并由此联想到与章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也需要保护，便又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名单开列后，周恩来立即让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交给统战部，要求照名单划定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对名单上已列出的13名党外人士，周总理则一一亲自把他们保护起来。开列名单的同一天，周恩来给解放军三○一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他们是：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蒋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他们到医院后，由解放军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对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护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员臂戴红卫兵袖章到住处周围巡查。在周恩来的如此精心关怀和保护下，这一批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现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966年9月，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要坚持下去。
“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人盗掘，宋庆龄得悉后非常痛心，她请廖梦醒向邓颖超反映情况，邓颖超立即转告了周恩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马上给上海挂长途电话，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据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黄琪翔先后病逝，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安排他们的丧事，并亲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会。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1月，周恩来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亲自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并组织了座谈会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对统一战线的恢复，因而，备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了座谈讨论和去外地的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会议并发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并见报的一次会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周恩来所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
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请求保护的信。第二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章士钊的信后，当即部署了保护措施：(1)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2)派警卫部队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O一医院，以保护人身安全。周恩来并由此联想到与章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也需要保护，便又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名单开列后，周恩来立即让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交给统战部，要求照名单划定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对名单上已列出的13名党外人士，周总理则一一亲自把他们保护起来。开列名单的同一天，周恩来给解放军三○一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他们是：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蒋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他们到医院后，由解放军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对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护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员臂戴红卫兵袖章到住处周围巡查。在周恩来的如此精心关怀和保护下，这一批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现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966年9月，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要坚持下去。
“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人盗掘，宋庆龄得悉后非常痛心，她请廖梦醒向邓颖超反映情况，邓颖超立即转告了周恩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马上给上海挂长途电话，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据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黄琪翔先后病逝，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安排他们的丧事，并亲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会。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1月，周恩来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亲自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并组织了座谈会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对统一战线的恢复，因而，备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了座谈讨论和去外地的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会议并发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并见报的一次会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周恩来所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